从历史视域中 看藏传佛教本土化的几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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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觉果

引言

主要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视阅下,解析历史上藏传佛教本土化的自然地理因素、历史文化背景；阐述藏传佛教发展历史脉络和文化思想内涵；探寻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历史经验和文化元素。

同时,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角度看,认识各民族传统文化极为重要, 知己知彼,相互学习借鉴、取长补短,才能共同发展繁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大家知道,藏族传统文化与藏传佛教水乳交融，所以，我们需要深层次研究和认识藏族传统文化,就得了解藏传佛教,因为它涵盖了哲学思想、语言文学和生活习俗等。我们既要保护和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要研究和认识传统文化中的宗教,如儒释道三家,从而自觉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此外，有了一定的中国正统宗教的知识基础，又会杜绝新兴宗教的产生、识破宗教骗子的把戏。

藏传佛教( bod brgyud nang bstan chos lugs)是中国佛教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佛教三大语系之一。

从佛教三大语系的角度看,中国是当今世界佛教的中心和故乡;除了南传佛教之外的两大佛教语系的发祥地就在中国。世界佛教包括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世界佛教三大语系分别指汉语系佛教、藏语系佛教和巴利语系佛教。需要解释的是,佛教语系的产生有其悠久的历史文化背景、丰富的词汇术语和表述技巧以及相沿不断的传承。如:汉语系佛教自公元2世纪传入越南、公元4世纪传入朝鲜,公元6世纪传入日本;大家都用汉文大藏经、用汉语讲解领会;藏传佛教自12世纪传入西夏、13世纪传入蒙古地区,17世纪传入俄罗斯境内的卡尔梅克、布里亚特等地区,都用藏文大藏经并用藏语讲经说法,故历史上蒙古族中出现许多用藏语著书立说的高僧大德。大家知晓,巴利语是佛教早期通用语(小乘佛教时期),传入斯里兰卡、缅甸和泰国等地是巴利语系。而佛教发展到大乘时期改用梵语(梵文)。

所以,世界佛教三大语系不是随意命名的。佛教三大语系的产生、发展和传承都有其具体的条件和背景。

对 《中国藏传佛教通史》做个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魏道儒研究员主编的《世界佛教通史》第七卷上、下两册是由尕藏加研究员撰写的《中国藏传佛教(从佛教传入至公元20世纪)》,共1038千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发行。这是国内外第一部从整体上系统研究、梳理和论述藏传佛教发展历史脉络和文化思想内涵的藏传佛教通史,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中国藏传佛教通史的问世,反映了当代中国佛教研究事业的大发展,体现了21世纪藏传佛教研究的水平。

下面就以中国藏传佛教通史为依据,从历史视域中看藏传佛教本土化的几个特征,这里所说的本土化,就是宗教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具体讨论五个议题。宗旨是传承文化,服务社会。

这几个议题,主要围绕对外来佛教因地制宜进行改造、发展以及创新、演进的进程来讨论。 

第一题:藏传佛教起源、形成和发展的“人文地理环境”

一、自然地理环境:高海拔、宽地域、多山地、江河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

从历史上看,青藏高原既是开放的又是封闭的，对本土居民来说是开放的可以随时出去或经商或学习或旅游；对外地人来说又是封闭的,海拔高成为无人问津的禁区。青藏高原物质生活相对贫乏,精神生活相对富足。比如南方人一年四季可以耕耘,没有更多歌舞休闲时间，高原人一年中只有短短的三个月夏季劳作,其余是漫长的冬季,有时间从事文化娱乐生活,讲故事、歌舞、可以进山洞冥想、哲思,成就了许多高僧大德,包括思想家、哲学家。由于生活俭朴,创造了专心致志地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条件。

ニ、农业文化积淀:以农业文化为基础、以牧业文化为辅的具有地域特征的文化根基。

你要了解和研究区域性的历史文化与现实社会,你首先要认识这里的文化形态。

从考古发掘中可以说明藏族文化的农耕基础,如卡若遗址、曲贡遗址。

卡若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总面积约1万平方米,年代为距今4000~5000年。卡若遗址出土有房屋遗迹二十多座,这些房屋发展序列是:早期主要是半地穴平底和半地穴(yuan)底房屋,稍晚出现地面房屋和双室房屋。到了晚期,主要是石墙房屋。有的还可以复原成半地穴二层楼屋这种楼屋,上层住人,下层养家畜。还有许多石制生产工具以及谷物、兽骨等,对研究西藏早期历史有重要价值。

曲贡遗址(价值)。曲贡文化遗址位于雅鲁藏布江的中游地区,代表着青藏高原腹地新石器晚期一支高度发达的史前文化。通过曲贡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证明拉萨周围至少早在四千多年之前已经有人类居住。4000年前的曲贡村民,已经具有了以农耕方式为主,畜牧为辅的经济生活传统。

比较的看农业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关系。应该是农业文化主导而游牧文化辅助。两者的特点，蒙古族人类学家讲道，蒙古文化是纯粹的游牧文化，其特点是开放的，随时随地吸纳先进文化;又是轻便的,可装在一个勒勒车用一头黄牛拉走；那么,农业文化的特点是相对的保守,以及相对的沉重,或成为历史的沉重抱负。

三、政治经济制度的因素,使宗教文化成为传统文化的核心或主流或精英层面的文化。

比如,以宗教为核心的政教合一制度、以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为中心的经济形态令佛教与传统文化水乳交融。具体来讲,历史上的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的领袖是出家僧人,以活佛转世的方式来更迭传承,维护其自己的佛教利益。可以看到这最初是家族与宗派相结合的政教合一制度,与此相比较,活佛转世制度也有它进步的一面。如1751年乾隆皇帝下令废除西藏君王制,授权第七世达赖喇嘛亲政,对西藏地方政局的稳定起到积极作用。

此外,在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下,继续维持自古以来实行的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只解决温饱问题,广大信徒没有了更高更好的物质生活要求。这样便失去了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而得到了多样发达的宗教生活,其结果偏离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平衡的发展道路。所以,外地人看藏族文化,尤其是宗教文化,觉得很神秘,甚至深不可测。

总之,深层次探究藏族传统文化,既要认识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又要了解社会制度因素。

第二题:藏传佛教历史研究的几个议题

一、吐蕃佛教时期的界定:广义上的吐蕃时期、狭义上的吐蕃时期。

雅砻地区，是藏文化的发祥地，历史上产生第一块农田，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岗），第一座城市（琼瓦达孜）；雅鲁藏布江江孕育了藏文化，它吸纳百川成为青藏高原最大的母亲河，跟世界上孕育人类文明的大江大河一样，这里天时地利人和，不断聚拢四面八方的先进文化，造就了吐蕃文明，藏族文化，并向周边地区推演，成为人类共享的文化和文明。

也就是说,以雅鲁藏布江流域为中心形成了吐蕃文明或藏族文化,在此基础上从四面八方吸纳了佛教文明,又通过佛教文化向四面八方传播吐蕃文明或藏族文化，如敦煌发掘古藏文文献、西域和田出土吐蕃文物，又向尼泊尔、克什米尔等地的传播,都印证了这一文化传播的事实。 

拿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来说,分别是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恒河流域、黄河-长江流域这四个大型人类文明最早诞生的地区。四大文明是原生文明,而其他文明属于派生文明,深受临近地区原生文明的影响。

二、佛教本土化初步完成的界定,即藏传佛教的形成:佛、法、僧“三宝”的全面本土化。佛即释迦牟尼,法即佛说之经典,僧即出家僧人。“三宝”即全面本土完整的佛教。宗教建筑是外来宗教中国化、本土化的最具体的体现,也是中国化、本土化的一种载体。如大昭寺,以藏式建筑为基础、藏人形象为标准,塑造了佛王一体的观音像。

如果说,唐代是佛教本土化的重要历史阶段;那么,后弘期也要成为佛教本土化的重要历史阶段。这样,前弘期的佛经翻译、寺院创建、僧人出家等, 只能作为佛教本土化的初级阶段,从形式上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后弘期诸多宗派的产生,则说明了这一阶段本土化是从形式到内涵的深层次的本土化。

研究思路：思想史有其传承性,如人类思想不是孤立的,是与前后、左右发生关系的。思想发展有其规律和阶段。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写历史的立场和方法。学术研究需要原创性和时代性,也需要系统性、传承性和科学性。社会形态的演变,如社会学是研究人与人的关系。

三、藏传佛教的形成时期的界定:藏传佛教“前弘期”,大约有二百年时间，前弘期是藏传佛教的形成时期，后弘期是藏传佛教的复兴时期；形成时期,就是本土化的初步完成。

第三题：藏传佛教的三大特质

一、贯通性:佛教历史的贯通——源与流

1、历史传承:第一转法论,第二转法论,第三转法论。

佛教义理思想经过发展，内部形成四大学派，即说一切有部学（brag smra ba)、经量学派( mdo sde pa)、唯识学派( sems tsam pa)或瑜伽行派( rnam vbyor spyod pa)和中观学派( dbu ma)。

例如,一切有部、经部主要依循的是初转法轮的教法《四圣谛》经等,唯识宗主要依循的经典是三转法轮的经典《解深密经》( mdo sde gongs vgrel,或 de nyid vgrel pa) 等,中观派主要依循的是二转法轮的经典《十万颂般若经》(vbum)等。依次或相继的三转法轮,也是基于各不同地区、命题、时节因缘及所教化众生的根器条件而立的。

2、戒律传承:三大戒律传承。

一、后弘期下路戒律传承:释迦牟尼、马鸣、龙树、功德光、寂护、七觉士、三贤者、卫十人；二、班钦・杰成喜饶、传承; 三、喀切班钦、萨迦班智达、宗喀巴、根敦珠巴

3、密宗传承：师徒传承。

从历史上看，藏传佛教修学内容形成八大体系。噶举派高僧贡珠・云丹嘉措(1813-1890)指出八大修学体系分别是:一、以宁玛派为代表的修学体系; 二、以新旧噶当派为代表的修学体系:三、以萨迦派为代表的修学体系; 四、以玛尔巴噶举派为代表的修学体系; 五、以香巴噶举派为代表的修学体系; 六、以息解派为代表的修学体系; 七、以觉囊派为代表的修学体系(六支瑜伽及时轮金刚）；八、以邬坚巴的金刚修法（rdo r je bsnyen sgrub）为主的修学体。然而,近现代以来主要以新密系统格鲁派（dge lugs pa）、萨迦派（sa skya pa）、噶举派（bkav brgyud pa）、觉囊派（jo nang pa）和旧密系统宁玛派（rnying ma pa）为藏传佛教不同修学体系之代表。

二、整合性:三大派系的整合。

从教法义理来看,藏传佛教将小乘( theg dman,上座部)、大乘(theg chen)和金刚乘( rdo rje theg pa,密宗)即佛教三乘或三大教理融会贯通, 相辅相成,从而建构了藏传佛教既有戒律传承、系统教义、宗派见地,又有密宗传承、修学次第、成就境界等自成一体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法。

三、系统性：法脉传承的系统——五部大论,经律论三藏。

阿芒班智达在《拉卜楞寺志》(163页)中讲道:“为何在各大显宗学院中将五部大论作为主要学习听闻对象呢?因为薄伽梵(佛陀)所言一切法均辑录在三藏之中,而五部大论则是三藏之纲要,如戒律学乃是经的根本,中观因明和俱舍论是论的要义,般若是经的要义。”可见,般若在佛教三藏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又曰:“一切教法归大小乘(现在称上座部或南传佛教)二者之三藏，而大乘之见在中观和因明中讲说:大乘之行(关键在于实践)，在般若中说：小乘之见与行在俱舍论中讲说:而戒律学是大小乘之共同戒律。”

第四题:藏传佛教的二大贡献

一、道次第学的理论创新

藏传佛教在宏观的层面,对佛教的教理倍加重视和精心研习;在微观的层面,各宗派建构道次第学,有步骤地修学和实践佛法。从历史上看,8世纪问世了莲花戒的《修行次第》(sgom1am):11世纪问世了阿底峡的《苦提道炬论》( byang chub lam sgron);12世纪问世了达布拉杰的《大乘道次第・解脱庄严论》( dam chos yid bzhin norbu thar pa rin ba theg pa chen povi1 am rim bzhugs so);15世纪问世了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 byang chub lam rimchen mo);19世纪问世了咱班珠的《普贤言教》( kun bzang bla mavizhal lung)。这一系列道次第学的代表性著作,是主导、指引藏传佛教各个宗派僧众修学和实践佛法的法宝。

《菩提道炬论》是阿底峡尊者应拉喇嘛・绛曲沃( Iha bla ma byang chub vod)的请求,于1043年在西藏阿里地区撰写完成的一部经典论著,全书共有69 颂半。该经论将人类按世间众生的根器而判分为上、中、下三等,提出“三士道”理论。凡在轮回中设尽方便仅希求自利而不顾别人者,是为下士:凡厌弃轮回希求脱离业染,仍局于自利不及济度轮回中他苦者,是为中士;凡为断尽自苦并 誓愿遍断一切众生之苦者,是为上士。

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在藏传佛教领域乃至整个佛教界都是一部史无前例的经典巨著,不仅盖佛教三十二部,而且梳理并说明了自文殊弥勒经龙树、无著传下的深观与广行二门教法的要旨。对此,吕激先生说:“阿底峡后,印度佛学日益衰微,不二百年而至灭迹,于是显密融治之大乘学独繁荣于西藏。又后二百年而宗喀巴兴,祖述阿底峡之学益光大之,则又资取西藏传译诸籍,料简决择以实其说,取所著书菩提道次第观之,概可见也。”

宗喀巴大师为广大佛教徒指出了从初入道依止善知识起直至最终成佛有关整个菩提道的正知正见,即出离心、菩提心以及清净正见三要。事实上,此三要是指下士道、中士道和上土道。同时,它不只是教导修行方法,而是智慧与方法的交相辉映,理论与实践的圆满结合,向广大僧俗信众开辟了一条循序渐进的学佛路径;先用佛教显宗教理论述,后用佛教密宗体悟归结,从而构建了从凡夫到成佛的修道次第。由此可见,宗略巴《菩提道次第广论》体现出,即遵循客观规律、人本差异和修学次第。

二、经院教育的科学建构

教材五部大论,考试-答辩,学位-格西—体系。

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经过了一个循序渐进、不断创新、逐步完善的发展历程;至宗喀巴大师时代作为寺院教育的发展时期,伴随格鲁派三大寺的创立而建立了系统研习五部大论的教学体制。尤其是寺院特有的教育资源、教学方式学科内容、考试规则和学位制度,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宗咯巴大师培养贯通佛教三藏的高僧大德的寺院教育思想。

宗喀巴大师不仅富有创见性地将五部大论有机地建构在一个互动的理论框架之内,而且在寺院内建立了分门别类、高低分级的学科教育机制。根据五部大论的具体内容,制定先学摄类( bsdus graw),认为摄类或释量论是开启一切佛学知识之门的钥匙:其次为般若( shes phyin),认为般若是佛教的教义原理;之后为中观( dbu ma),认为中观是建立佛学观见的理论基石;而后为俱舍论( mngon pa mdzod),认为俱舍论是领会小乘之因、道、果理论的权威经典最后是戒律( vdu ba),认为戒律是了解和遵循佛教戒律学的历史和规则,以及如何修持和授受佛教戒律的经典理论。因而五部大论成为藏传佛教各大寺院学僧攻读的学科对象。

第五题:藏传佛教的文化内涵

藏传佛教是一个文史哲混合的文库,它是历史、哲学、文学。进一步讲藏传佛教是一种人类历史、一种哲学思想、一种伦理道德、一种文化艺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风俗习惯。

是故,透彻地了解藏传佛教的发展历史、思想内涵和文化特性,就有必要具备多维度的视野知识和深层次的解读能力。也就是说具有这样的视野知识和解读能力,有助于把握藏传佛教的整体面貌和文化属性,有助于认知藏传佛教的多角色、多功能和佛教身份。

一、历史文化内涵

通史、断代史、地方史、传记、寺志等《柱间史》、《西藏王统记》、《贤者喜宴》、《青史》、《汉藏史集》、《印度佛教史》《安多史》、《密拉日巴传》、《颇罗鼐传》、《拉ト楞寺志》、《塔尔寺志》、《桑浦寺志》,大多出自高僧学者之手。  

ニ、哲学思想内涵

中观哲学、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生命观、中观思想,如宗喀巴强调世俗谛的重要性,摄类学、有情众生观,家族姓氏观,约束欲望。

三、文化艺术内涵——语言文学、建筑艺术、绘画艺术、音乐舞蹈

藏族十明学,包括了大五明和小五明。其中大五明分别指工巧明、医方明、声明、因明、内明;小五明分别指修辞学、辞藻学、韵律学、星象学、戏剧学。这大小五明,合称十明或十明学。

从文化艺术的角度看,尤其大五明中的工巧明,小五明中的修辞学、辞藻学、韵律学、戏剧学,都与大众文化艺术直接相关,并且水乳交融。实际上, 大小十明学是服务于世俗社会和圣神世界的藏族传统文化大系,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关系密切,是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共同奉行的核心文化和取之不尽的文化宝库,其内容可谓丰富多彩、包罗万象。

在文学方面,藏传佛教的影响及其贡献也是巨大的,因为几乎所有的藏传佛教高僧都是学识渊博的学者,他们从小就得到良好的求学环境和学习条件，一面修习佛法,一面学习藏族文化。所以,每位藏传佛教高僧首先是一位佛学家,同时又是文学家、史学家、医学家,甚至是艺术家。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一切宗教、艺术和科学都是同一棵树上的不同分支。其目的都是为了让人类的生活趋于高尚,使它从单纯的生理存在中升华,并把个人引向自由。”'可以说,藏传佛教不仅树立了藏族地区的伦理道德规范,而且推了藏族地区的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

格言,语称“ Legs bshad”(勒协),意为“善言妙语”,是藏传佛教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文人诗(格言诗)的形式之一,其内容主要宣扬为人处世的佛教哲理思想,树立社会生活中的道德行为准则,阐述待人接物的情理原则,崇尚求学知识的精神。在藏传佛教诸多格言作品中《萨迦格言》和《格丹格言》则是传播范围最广、影响力度最大的优秀作品。

(一)辨识愚人品

愚人只承受积财的痛苦,从来也享不到它的幸福；

经常寻求、看守钱财的人,就象一只到处行窃的老鼠。 

学者在愚人跟前,远不如要猴子的高贵；

耍猴子的能得到钱财,学者却是空手而行;

不学无数的人们,对学者格外嫉恨;

冬天在雪地里长的禾苗,还被当做是不祥之兆。

用不正当手段谋生的人,对清贫的学者特别蔑视;

就象老猴子抓住了人,反倒嘲笑他没长尾巴。

(二)辨识本质品

有自由,大家都幸福,无自由,大家都痛苦;

强求一律是纠纷的根源,清规戒律是绑人的绳索。

几遍学问满腹,服装褴楼也会受人欺；

蝙蝠虽有本事,没有羽毛就被遗弃。

有的人行惠广施,渊博的人温文尔雅；

 伟大的人爱护下属:三者都是利己利人。

(三)辨识佛法品

个人能够知足,财富就享用不完； 

追求财富不知足,痛苦象雨水连绵； 

佛说收取的钱财,必要时就得施舍；

积的钱财如蜂蜜,总有一天被人用。

以上是《萨迦格言》中选取的一部分格言，从中看出作者在萨迦各种社会现象的基础上，表述了识人、治学、持物、处世的一系列智慧；表达了“正直”“诚实”“仁慈”“忍让”“施舍”“利他”等一系列高尚品德；同时，强调了知识、智慧的作用。

其他还有道歌。

道歌,是以佛教思想为内涵以诗歌为表现形式的一种吟唱诗歌体裁,又名道歌诗:是藏传佛教文学诗歌中的一种形式,以独特的表现形式和深度的思想内涵,在藏族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尤其在藏族诗歌中占有特殊地位。它是在厚实的民歌基础上创作的一种文人诗歌,在格言诗、情歌诗和一般诗等诗所以,藏传佛教文人或学问僧通过道歌这一文学路径,对世俗生活发出感慨, 对販依佛法给予鼓励,对人生意义寄予厚望。例如米拉日巴道歌、仓央嘉措道歌等。（该文为作者于2019年12月19日在藏学研究院第31场藏学学科前沿讲座上的讲稿，原标题为“从历史视域中看藏传佛教本土化的几个特征——以中国藏传佛教通史为依据”）

作者简介

尕藏加（KalSang Gyal），藏族。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人，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撰有《世界佛教通史》第七卷《中国藏传佛教（从俯角传入至公元20世纪）》上下册、《吐蕃佛教--宁玛派前史与密宗传承研究》、《清代藏传佛教研究》、《藏区宗教文化生态》、《文化时空与信仰人》、《雪域的宗教》、《密宗--藏传佛教神秘文化》、《藏传佛教与青藏高原》、《西藏宗教》等专著。

来源：MUC藏学之声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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